在农业领域除了袁隆平，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尊敬的科学家？

袁老先生的贡献是巨大的。人类生存有了保障，感谢他，佩服他，历史永远记住他，而我说是另一位伟大人物，他对农业也是有很大贡献的。他就是八字宪法制定者，解放初期，科学还不发展，中国人民仍然缺衣少食，他老人家则指导大家用八字种田，我想对解放初期的农业生产起到很大增产效应，当时都是知道，而今已经记不得，不过象我们这样的老年仍然记忆犹新。

赵洪璋

1942年，赵洪璋根据当时掌握的不同类型小麦品种的特性表现制定了杂交计划，利用当地广泛种植的“蚂蚱麦”、“泾阳60”等品种与引种试验中认为比较适应关中地区来自美国的品种“碧玉麦”、意大利品种“中农28”进行杂交，试图将农家种的耐寒、耐旱、适应性好的优点与外引种的抗倒、抗病、增产潜力大的特点结合起来。尽管过去农艺系曾经作过“蚂蚱麦×碧玉麦”这个组合未获成功，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设计。他对品种的选育程序和方法进行了改进，改混合法为系谱法，同时结合早代测产、混系繁殖等措施以加快选育进度。经过6年的努力，终于在1948年在这个组合中选出了丰产抗锈的“碧蚂1-6号”6个品系；从“泾阳60”与“中农28”的杂交组合中育成了抗吸浆虫的优良品系“西农6028”，它们的综合性状都明显优于当时的推广品种。

1949年5月赵洪璋在西北农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制定了新品种的生产利用计划。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试种、示范、繁殖、推广工作迅速在关中地区铺开。大量资料证明，“碧蚂1号与4号”及“西农6028”三个品种具有较突出的抗倒、抗病能力，综合性状全面，适应性广泛，亩产可达150-200公斤以上，比一般品种增产15%-20%。1950年春北方冬麦区条锈病大流行，许多地方品种和改良种都严重感病，减产三成以上，唯独“碧玛1号、4号”和“西农6028”等极少数品种在关中地区表现抗病不倒、增产显著。这一事实引起了华北各地党政领导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极大重视，争先扩大试种和示范推广，因而种植面积迅速发展。到1959年三个品种的最大种植面积达到1.1亿亩，其中“碧蚂1号”占9000余万亩，创中国一个品种年种植面积的最高纪录。“碧蚂4号”最大面积亦达1100万亩。“西农6028”抗吸浆虫，对恢复和发展关中、晋南、豫西、豫南、皖北、苏北等吸浆虫危害地区的小麦生产起到很大作用，最大面积达460余万亩。为了表彰他对人民做出的突出贡献，1950年他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55年被推荐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1956年后连续当选为第2、3、4届全国政协委员。

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随着小麦生产水平的提高，“碧蚂1号”也开始发生倒伏，而更麻烦的是由于条锈菌生理小种的变化已使其抗病性逐渐衰退，部分地区已严重感病。这些不祥之兆引起了赵洪璋的警觉和不安。于是他反复思考着新的育种目标，并四处寻找能够满足新目标的理想的亲本材料。

1956年，赵洪璋随中国农业代表团赴丹麦、印度等国考察访问。他认真研究了丹麦的小麦高产经验，并带回几个茎秆较矮、穗大粒多、抵抗锈病、可以作为杂交亲本的品种。1957 年，他用“丹麦1号”与“西农6028”、“碧蚂1号”等品种组配了一批杂交组合。前一组合于1964年选育出“丰产1、2、3号”小麦新品种，它们不仅对条锈病具有良好的抗性，而且茎杆健壮，耐肥抗倒，穗大质佳，适应当时地力已普遍提高、亩产二、三百公斤的水平，一般增产10%-20%，深受群众欢迎。其中“丰产3号”表现突出，到1976年种植面积达3000 余万亩，成为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关中和黄淮冬麦区种植面积最大的品种，是该麦区小麦品种再次更换和小麦产量再上一个台阶的主力品种之一。至1982年，“丰产3号”仍在全国种植978万亩，利用时间长达20余年。1978年，上述两批4个品种均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和陕西省科学大会奖。

1958年，赵洪璋针对当时普遍出现的小麦倒伏问题，考察了不同类型的高产试验，亲自进行品种、肥力、密度等因子的研究，并在赤日炎炎下观察麦田群体的透光情况，在风雨交加中研究抗倒伏植株的结构特点，从而提出了以矮化株型为突破口的新的育种目标。

1964-1965年，赵洪璋利用矮秆多穗型材料“咸农39”、本单位的早熟选系“58（18）2”和推广品种“丰产3号”组配了新的杂交组合，于1970年选育出中国第一批在黄淮麦区推广种植的冬性半矮秆品种“矮丰1、2、3、4号”。它们的株高约80公分，抗倒性突出，每亩穗数多，经济系数高，可使小麦单产再上个新台阶。生产实践表明，矮丰3号在高产田块亩产可达四五百公斤以上，是70年代至80年代初广泛用作高产栽培的主要品种，1982年种植面积达620余万亩。以后，各地又从“矮丰3号”群体中系统选育出一些分别适应当地条件的衍生品种，如“冀麦7号”，80年代在河北中南部累计种植面积达2000万亩以上。1980年，“矮丰3号”获陕西省人民政府科技成果一等奖。

以“碧蚂1号”、“丰产3号”、“矮丰3号”为代表的三批品种，在不同时期适应和促进了中国主产区——黄淮冬麦区小麦生产的不断发展，连续上了三个台阶，为中国农业增产做出了巨大贡献。从小麦育种工作进展来看，也是三次重大的突破：“碧蚂1号”的育成与推广，体现了中外、冬春不同小麦基因源合流后的遗传潜力；“丰产3号”的育成与推广，打破了这一地区过去不敢利用来自西北欧的冬性极晚熟品种做为杂交亲本的禁区；“矮丰3号”的育成与推广，开创了北方冬麦区矮化育种应用于生产的先例，对推动中国小麦高产育种起了积极作用。这些品种分别在50、60和70年代被许多育种单位用作重要亲本，先后育出一大批在大面积生产上推广利用的优良小麦品种。在此期间，他当选为中国农学会第二届理事，第4、5、6届人大代表，1977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锐意革新，形成别具一格的育种技术体系

赵洪璋不仅为人民奉献出一批又一批小麦品种，还在长期育种实践中悉心钻研、锐意改革，形成了别具一格、精湛实用的小麦育种技术体系。

他认为，遗传学和生态学是作物育种的理论基础。育种工作者不仅要研究作物的变异和遗传，还要研究作物与环境条件的关系，尤其是光温、水肥等生态条件与作物适应性的关系，从而制定正确的育种目标，配置适宜的亲本组合，选育优异的杂交后代。他提出，适应性是品种群体的本质属性，体现了品种内部各种特征特性间的协调性，个体与群体间的协调性和性状、个体、群体对外部生态条件的协调性。要把品种适应性落实到性状—个体—群体—农田生态系统等各个层次中，并以适应性为链条，将育种目标、亲本选配、杂种后代选择、育成品种的生产利用等各个育种环节贯穿统一起来。

赵洪璋认为品种的突破首先是育种目标的突破。育种目标要全面而有主次，标准要明确、具体而又适当，指标要落实到性状及亚性状上，既要适应当前的生产水平，又要促进生产的发展。当地主栽品种是制定育种目标的基础，也是最具体、最生动的参考模板，育种家要善于从它的身上找出在当地条件下经常起作用而且作用比较大的性状，作为主要目标，予以提高或加强，同时针对其主要缺点有步骤地加以克服或改造，这就是最基本的育种目标。

他在长期育种实践中不断研究总结，归纳出以综合育种目标为核心，四条选择原则为基本内容的动态选择策略。育种工作的全过程必须紧扣核心，全面贯彻四条选择原则：第一，重点突破，主要育种目标是选择中必须保证的重点，要善于确定其中最重要的目标性状作为重中之重，一旦明确就抓住不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第二，综合选择，目标性状落实到各个生育阶段，以上一期入选的材料为基础，逐期累加目标性状进行选拔。每期选择都须从群体着眼，个体入手。选择个体时要充分考虑群体和类型的要求，既注意性状之间的协调性，又注意性状本身的时空变化。第三，系统考察，注意观察上下代的关系和表现，发挥系谱法前后参照、多代累比的优越性。第四，辩证处理，不同组合既有统一标准，又有不同要求，保持各自的特色。性状选择不能一刀切，主要目标要严，次要目标可宽；表现真实、明确时要严，表现模糊、把握不准时可宽；简单性状要严，复杂性状可宽；晚代要严，早代可宽。另外，既选品种又留特异中间材料，两条腿走路，相辅相成。

赵洪璋常说：制定育种目标是运筹于帷幄之中，育成品种是决胜在十年之后。而十年中间生产条件必须要发生变化，育种工作只有在相对稳定的试验地条件下进行，才能保证育成品种能够适应不断发展的环境条件。水肥是控制和稳定试验地地力的基本条件，也是适应生产发展的关键措施。赵洪璋抓住此点，在适应生产持续增长的长变化中谋求试验地条件的短稳定。控制和稳定以水肥条件为主要因子的试验地地力水平，既要使地力不断有所提高，保证满足育种目标超前于生产要求，又要保持年际间的相对稳定和均匀一致，避免忽高忽低而影响连续选择的效果。对于试验地的耕作制度和育种材料的种植方法及播种期，他都采取相应措施给予适当规范化，使年度间差异降到最小程度。他还根据气候条件长稳定、短变化的特点，以常年的稳定气候规范性状选择的标准，结合当年主要气象因子的变动情况，并参照对照品种的实际表现来分析判断试验材料性状表现的真实程度，从而合理调整选择强度。

无庸置疑，赵洪璋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创立了独具一格的育种技术体系。他重视理论，勇于开拓，坚持标准又善于灵活把握和认准即抓、一抓到底的思想作风，出色地展示了他尊重科学的态度，驾驭知识的本领和灵活应变的机智。